第三方評價：你的明天在哪里
對大學教育質量的評估，一方面需要專業化的人士進行專業化評估，另一方面要花費大量的時間走進大學校園，觀察大學的主體——教師和學生的行為：他們在想什么，做什么。這些都需要專業化的機構來實施。在信息的高速路上，不斷有熱詞涌現。在高等教育領域，一個正在升溫的詞匯就是“第三方評價機構”（以下簡稱“第三方”）。近年來，我們可以從很多地方看到第三方的身影——“中國人民大學恢復自主招生邀請第三方監督”“‘高校信息公開情況’第三方顯示評價水平為：‘中’”“南開校長倡議第三方處理機制遏制學術造假”……就連爭議最多的“大學排行榜”，也是出自第三方的手筆。尤其是最近高教法修改后，新增添了“教育行政部門負責組織專家或者委托第三方專業機構對高等學校的辦學水平、效益和教育質量進行評估，評估結果應當向社會公開”的條文。發展第三方已經成為高等教育界的共識。那么，如今我國高教領域的第三方是一個什么樣的存在？未來我們需要什么樣的第三方？可以說，相對于國外高教領域成熟的第三方評價機制，我國在高教領域的第三方評價機構只能算是“晚產兒”。1996年，學界開始了學理上的探討。1998年后，我國成立了上海教育評估事務所、云南高教評估事務所、江蘇教育評估院等省級評估機構，直到2004年教育部成立高等教育評估中心，才基本形成了國家、省級的專業化評估機構框架。云南省高等教育評估中心副主任、云南大學高教院副院長劉康寧，將現在被人們稱作“第三方”的機構分作三類：第一類是官方評估機構，如高等教育評估中心，一些省份的教科院、評估院，有時也被定義為第三方，但其本質是政府名稱的一個轉變。第二類是半官方評估機構，由政府部門下文成立，其部門不占政府編制，而只是以項目委托的方式開展，如民辦教育協會、各省評估中心。第三類是純粹的個人、組織，他們不受政府委托，將市場放在公眾的需求上。如武書連的排行榜、第三方數據機構麥可思。“大家有發展第三方的共識，可問題在于，誰是第三方評價的主體？”中華教育改進社理事長、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表示，一種選擇是引進國外第三方，它固然相對客觀，但在中國的政策條件下并不許可，曾經有個別高校邀請過國外第三方，但整體沒有得到延續。那么，就剩下第二條路——國產的第三方。上述第三類機構雖說在他國有現成的經驗可供借鑒，但第三方信譽度的累積、企業的回報等方面并不是短期內容易實現的，“目前的基礎尚且薄弱，但代表了長遠的方向”。圍繞著政府信息公開，在中國現有的環境下，第二類半官方評估機構的生存土壤和適應性更強，因此順理成章地成為當下高教領域第三方的主流。不久前，廈門大學教授鄔大光對《教育規劃綱要》高等教育領域中期進展進行第三方評估，就是屬于此類性質。“晚產兒”國產第三方，尤其是企業性質的第三方，自打出生之日起，就遭遇了“天生不足”。作為國內第一家為高校提供第三方服務的企業，麥可思創始人王伯慶告訴記者，第三方遇到的困難主要在于觀念——是否信任和接受民企的第三方專業化服務？“當前需要的是管辦評政策落實，讓民企更多地參與到第三方服務中。中國的高校咨詢服務業起步晚，明顯落后于其他行業，社會觀念和服務規模都處在初級階段，政策還有待于落實在行動中，還需要相信專業化的市場服務。”據艾瑞深中國校友會網大學研究團隊首席專家、中南大學教授蔡言厚介紹，2010年國務院出臺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就明確提出要推進第三方專業評估，教育部有關領導也在多個重要場合提出要推進第三方發展，但五年甚至更長的時間過去了，仍然沒有涌現出多少真正意義上的第三方。這其中很大部分原因，來自于政府、公眾對于第三方公信力的簡單看法——中國人的社會心理普遍不相信一切帶有商業色彩的東西。與此同時，“信譽的累積需要經歷一個過程，并不能要求第三方一開始就是完善的，而是要給第三方時間、空間加以改進，采取‘一錯即否’的態度，并不利于第三方的成長。”儲朝暉說。王伯慶坦言，做到有公信力的評價機構要花很長時間，10年甚至10年以上還不夠。而在這一點上，有官方色彩的第三方具有天然優勢，因為它一成立即代表了政府。可事實上，這種“絕對中立”卻也很難真正實現。蔡言厚直言，大部分的第三方并不能完全保證立場中立，因為它們或多或少地依托于大學等事業單位，比如上海交大世界一流大學科研中心（學術排名）、武漢大學中國科教評價研究中心（期刊評價）等，被社會指責為“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很難保證評價的客觀公正”。此外，在儲朝暉看來，把大學評估中小學視為第三方行為也是不恰當的。“這等于 ‘一個婆婆兩個媳婦’，教育部是婆婆，大學、中學、小學是媳婦，用這個媳婦來評那個媳婦，只能算作第一方、第二方，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第三方。”一些機構打起了第三方的“擦邊球”——只做大學排行榜，并沒有建立完整的第三方評價。“排名是單維單項度地對大學進行評價，不能說排名完全不是專業評價，但它僅是評價的一小部分，過于簡化。國外專業的第三方一般不參與高校排名。”儲朝暉說。做好高教領域的第三方，還需要去偽存真。那么，在此之前，我們就不得不問一個問題——大學究竟需要什么樣的第三方？北京大學考試研究院院長秦春華表示，對高校辦學水平、效益和質量的評估，對于世界各國都是很大的挑戰。原因在于，大學教育質量的評價很難被量化。“對大學教育質量的評估，一方面需要專業化的人士進行專業化評估，另一方面要花費大量的時間走進大學校園，觀察大學的主體——教師和學生的行為：他們在想什么，做什么。這些都需要一個專業化的機構來實施。”秦春華說。然而，現有的評估一般是由上級教育主管機構組織一些大學里的管理者和教師到大學里集中閱讀材料，深入課堂和校園進行體驗，這種方式固然有一定效果，但很難在短時間里對大學教育質量作出清晰的判斷，也會帶來一系列問題。實際上，已經有不少高校借助第三方提供的基礎數據服務，進行二次評估，如上海大學攜手麥可思發布《本科教學質量報告》，摒除了粉飾數據統計的質疑。為高校提供服務，而非插手行業審核、資質認定，成為當下企業性質的第三方的準繩。在秦春華看來，第三方評估機構的真正價值在于專業化。它可以專注地做這一件事，長時間對大學進行觀察，用專業化的方式對數據進行分析，比較真實地了解大學情況，使得評估不再走過場。儲朝暉表示，由于我國現代大學制度尚未建立，仍是由政府直接領導大學，如果完全使用第三方，專注于效率上的評價，而不考慮體制因素，就有可能出現一種情況——體制內很好的高校，在第三方評估中呈現相反的結果。“這就涉及一個問題，究竟是按第三方評價標準，還是按主管部門的評價去辦學。”其答案也是毫無懸念的。此番高教法的修改，盡管并不被所有人看好，但它至少在法律上為第三方打開了一扇門。而后具體的做法，需要政府、高校、第三方的互動與積累。政府，無疑在第三方發展上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在劉康寧看來，政府應從行政管理轉向規劃統籌、制定基本標準上來，擺脫很多事務性的工作，“做其他人不能做之事”。其中，政府要強化第三方購買服務。他告訴記者，如今政府的購買服務尚未形成一個系統的規劃。哪些事情由第三方做，哪些由自己親自操作，缺少戰略性的規劃，往往是走一步看一步，事情做到一半，發現做不了才委托第三方進行。“未來應把政府做不到的事先規劃出來，然后再招投標。項目的購買服務規劃很重要，如果它不成體系，今天給第三方一個項目，明天又不讓做，后天又讓第三方做另一項目，很難形成某些領域的專業化存在。”對此，蔡言厚的建議是，無論是基礎教育評價項目，還是高等教育評價項目，政府應該一碗水端平，允許第三方社會評價機構與有政府或事業單位背景的評價機構公開投標、同場競技。同時，減少對其附屬評價機構的撥款或補貼，使其逐步脫離“母體”，以培育更多自食其力的第三方。王伯慶對此表示贊同，他指出，高教領域的第三方剛剛起步，需要教育部門來培植市場。這種扶持是學習其他服務業的經驗。“保證公平性應防止企業與有審核資質、權力的機構串通關系。政府管理機構不要介入市場的公平競爭。”他表示，培植市場另一個需要注意的問題是，高教領域的第三方服務是專業性的，而在招標中只追求最低價招標，可能給項目造成“豆腐渣工程”。與質量匹配的正常價格才能保護第三方服務產業的良性發展。“民營第三方服務的明天只有依靠專業水平、誠實信譽。”至于未來，不同性質的第三方該如何生存，目前并無定論。但萬變不離其宗，專業性、客觀性、自身的評估倫理會是檢驗第三方不變的試金石。當一切交給市場說話時，不同性質的第三方會逐漸找到自己的細分市場，曾經引以為傲的人員身份、機構屬性也許將成為難以切割的問題……大浪淘沙過后，唯有適者生存。作者：溫才妃
圖片來源：網絡
內容來源：《中國科學報》 (2016-01-14 第5版大學周刊)
轉載：第三方評價會員村（ID：edudsfp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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