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的三個觀點
我們生活的世界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和歷史上的某些情形類似，有時候人們也許能夠感知到這種變化，但更多的時候，除了極少數智者之外，絕大部分身處其中的人們對此一無所知。我們甚至不能準確地預測到，明天會發生什么？也許一切如常，但也許就是翻天覆地的變化。誰知道呢？據我所知，經濟學家和算命先生是最喜歡對未來進行預測的人，但遺憾的是，他（她）們的預測往往和天氣預報一樣不準確。面對生活中如此巨大的不確定性，教育也許是唯一的救贖之道。如果孩子們能夠接受好的教育，在受教育的過程中能夠學會更深刻理解社會和世界，更深刻地理解他人和自身，消除彼此的偏見，克服自己的局限，掌握解決問題的方法，那么，無論未來面對的是何種變化，他（她）們都不會感到恐懼和慌張，自信樂觀，勇敢前行。我們能夠提供滿足這種需求的教育嗎？今天，全球的教育機構都在思考：我們要讓學生學習什么？如何學習才能效果最好？教育理論層出不窮，教育技術日新月異，但面對真實教育世界里的一些基本問題，人們非但沒有形成共識，有時分歧還相當大。的確，教師在課堂上傳授知識，學生按部就班地上學、放學，取得一個又一個學歷證書，做到了這些，我們就算完成了教育的使命了嗎？在學生所接受的各種各樣的教育活動中，哪些是有效的？哪些是無效的？哪些甚至產生了反教育的效果？我們發明了數不清的教育術語、標語和口號，除了把它們印在紙上和墻上，又有多少印在了學生的心中，并對他（她）們的行為產生了實際的影響？對于這些問題，我們并沒有想透，有些甚至根本就從未想過。實際上，當下的教育活動存在著相當大的浪費現象。有限的教育資源并沒有被完全投入到那些能夠真正啟迪學生心智，對他（她）們的成長產生實際效果的活動上——無論這些效果是短期的還是長期的。為了進一步提高教育質量，我們需要更集中的力量和更有效的資源配置。也許更大的挑戰在于，面對日趨嚴重的社會不平等，頂尖大學如何在不斷提升教育質量的同時，為弱勢群體提供更多的優質教育機會，從而實現卓越與公平的平衡？在擔任北京大學招生辦公室主任期間，我所做的最重要的一項工作，是研究探索在中國的現實國情下，如何不完全依賴高考分數，而根據北大人才培養的特點和需求去選拔適合的優秀學生。因為我覺得，讓一個經濟學博士按照數字排序去錄取學生，是對教育的嘲弄和人力資源的浪費——一個小學生就可以完成這項幾乎不需要任何智力活動的工作。至少我應該設計出一個看起來復雜無比的數學模型。我必須干點更有挑戰性的事。我必須承認，在中國這件事的挑戰性的確有點大。當這樣做的時候，我遭到了激烈的批評。批評來自中國社會最根深蒂固的“不患寡而患不均”思想。最具普遍性和號召力的觀點是，只有看得見的分數才是確保公平公正的唯一手段。由此衍生出的兩個批評是：只有在真刀真槍的考場上，農村孩子才能和城市孩子站在一條起跑線上；如果大學錄取的標準是彈鋼琴跳芭蕾等所謂的綜合素質，農村孩子怎么可能競爭過城市孩子？他（她）們連鋼琴長什么樣都沒見過！如果不按照看得見的分數錄取，頂尖大學將很快成為權貴子弟的“俱樂部”。這些也許代表了大多數人的觀點說明，我們對大學招生的認識，還停留在1000年前古人對科舉制選人做官的理解層面上，我們還沒有從為國家、社會和人類培養能夠產生推動作用的人的高度來認識現代教育。在大學招生問題上，卓越與公平一定是對立的嗎？讓我們想像這樣一個社會：人們被分成數量差不多的兩部分，一部分住在100層的摩天大樓里，另一部分住在只有3層的低矮建筑里。摩天大樓里的一層和100層距離很大，但由于配置了高速電梯，人們可以很方便地自由流動；低矮建筑里一層和三層沒有什么差別。假如要你投票，你愿意住在哪里？答案并沒有那么簡單，這取決于你是誰以及你對公平到底作何理解。看得見的分數一定是公平的嗎？那只是人們的一種幻想，而且只有在極其嚴苛的條件下才能實現。人們只看到了分數的結果，卻沒有看到分數的生成。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和30多年前恢復高考時相比，今天的中國社會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那時，幾乎所有家庭在教育投入上相差無幾，今天，家庭經濟狀況的不平等已經深刻地影響到家庭對子女的教育投入——那些富裕的家庭可以雇傭更有經驗的教師，為孩子提供更富針對性的訓練。所謂看得見的公平的分數，從生成的那一刻開始，就已經被深深打上了不平等的烙印。有一種觀點似乎很流行：只有考死記硬背的知識點，農村孩子才會有機會，因為和城市孩子相比，他（她）們更能吃苦。這種觀點很容易煽起人們在道德上的共鳴，卻沒有什么說服力。不要以為進了大學就萬事大吉。這只是學生脫離父母，獨立走上社會的第一步。為了實現未來的目標而犧牲當下在很多時候是必要的，但在教育上，有些犧牲永遠無法彌補。我們應當拋棄“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的教育觀念——有些苦是吃不得的，特別是那些可能摧毀孩子好奇心與創造力的苦，吃了就會中毒，終身無藥可救。況且，人之所以上大學，是為了發現自我，追求社會的平等與進步，成為“人上人”，把別人踩在腳下這種事，還是少想少做些為妙吧。誰說大學招生只能選拔會談鋼琴和跳芭蕾的學生？對大學招生如此簡單化的理解是對大學使命和招生人員智慧與德行的侮辱。現代教育是一個如此復雜的系統，社會對人才的要求日益多元和豐富，為什么不能根據每個人所生存的環境和特點進行有針對性的考察呢？每一所偉大的大學都有偉大的使命，這樣的使命必然折射到招生上。偉大的大學要培養引領未來，推動人類文明進步和社會發展的領袖人才，必須要求他（她）們具有對社會深刻的洞察力，勇于承擔自己的責任，敬畏和熱愛生命。這些品質，并不依賴于你出身于哪個家庭，也不取決于你在上大學之前掌握了哪些令人炫目的技能。的確，每個人的出身無法選擇，但使命與生俱來。面對不同的分數，大學招生機構要區別：你的成績不高，是因為本身缺乏資質，還是沒有學習的機會。如果是前者，就沒有必要一定要擠進頂尖大學——并不是每個人都必須接受高等教育，勉強接受反而害了自己；如果是后者，大學就要盡可能為你提供受教育的機會，因為你一旦得到了與資質相匹配的教育資源，就會像魚兒游入大海一樣，前途將不可限量。其實，困擾今天社會和教育的，并不在于我們能夠選拔出多少天資聰穎的學生，并教會他（她）們更多的知識和能力，而是在于，那些從頂尖大學里走出的能力非凡的畢業生——能夠進入頂尖大學本身就是對他（她）們能力的肯定——當他（她）們手握大權，掌握豐富的資源，能夠影響社會的時候，卻往往做出令人發指的愚蠢之事，非但沒有推動社會的進步，反而給社會帶來了巨大的損害。越是能力非凡的人，產生的危害越大。一個令人深思的問題是，許多為社會做出巨大貢獻的人，反而沒有接受過高等教育。因此，頂尖大學必須回答這樣一個問題：如何確保從你這里走出的每一個畢業生，都能夠對社會有所貢獻而不是帶來危害？這是大學最重要的使命。要做到這一點并不容易。這意味著，招生機構并不是為哪一個個人負責，它要為大學的使命負責，更要為國家和社會負責。否則，僅僅把一定數量的學生按照分數高低錄取進大學，這只是完成了必須完成的任務，卻是徹頭徹尾的不負責任。歸根到底，頂尖大學要把那些具有非凡潛質的學生選拔出來——無論這些學生出身何種家庭——并把他（她）們培養成為引領未來的人。你可以批評我過于理想化，但大學的確需要把負責任的人放在招生的位置上。大學是社會的良心。它只能凈化，它必須凈化。事實上，中國政府已經深刻認識到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在2014年國務院發布的《關于深化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中，明確提出未來考試招生制度的改革方向是實現綜合評價，促進學生健康成長成才，但社會對此觀望情緒濃厚，總是擔心一個不完全依賴于看得見的分數的招生錄取制度會引發大面積的腐敗和不公平。讓我再次明確關于這個問題的三個觀點：第一、看得見的分數不一定保得了公平，因為家庭教育投入存在巨大差異；第二、包括分數在內的綜合評價不一定保不了公平，因為頂尖大學有選拔適合培養的學生的標準；第三、一個不完全依賴于看得見的分數的招生錄取制度并非一定會引發大面積的腐敗。實際上，是否會產生招生腐敗完全取決于大學希望自己成為一所什么樣的大學：是一所具有使命感的偉大的大學，還是一所蠅營狗茍的野雞大學？以及，分散的招生錄取決策權和嚴厲的懲罰機制，等等。教育界、知識界和新聞界有責任把這個問題闡釋清楚，從而發起一場21世紀的人才選拔的思想啟蒙運動。1800多年前，當整個社會以出身門第選拔人的時候，一位偉大的政治家鮮明地提出了“唯才是舉”四個字，從此開創了一個新的時代。他的名字叫曹操；1800多年后，一個美國人說，“對像我這樣背景的人來說，進入哈佛改變了我。而現在，當我知道自己有機會能讓哈佛對有才華的人敞開大門——不管性別、種族、經濟狀況——這是一件讓人振奮而有成就感的事情。”這個人叫威廉?菲茲西蒙斯（William Fitzsimmons），他重新定義了哈佛。今天，就在這一刻，就在這里，請允許我向這位在大學招生界奉獻了四十多個春秋的大師致敬，并以這種敬意結束今天的演講。作者：秦春華
圖片來源：網絡
內容來源：《中國考試》2016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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